1931年，沈从文的一个朋友准备在上海办个新书店，邀请沈从文来“打头阵”，写本新书，约定在一个月内完成。由于时间紧促，他只好解除创作习惯的束缚，以一种自在的形式写自己最熟悉的个人经历。三个星期后，十八篇散文结集成书，取名《从文自传》。
青年沈从文
《从文自传》从1902—1922，跨度二十年，记录了沈从文从出生到去北京之前的湘西生活经历。全书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主要写他学生生涯中发生的一些趣事，后半部分写他离开家庭，步入行伍生涯后的见闻和遭遇。在回忆个人往事的同时，也反映了湘西的风土人情和当时的社会状况。
沈从文写这本书，是为了交待他创作思想的来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创作这本书旨在：
“让读者明白我是在怎样环境下活过来的一个人。特别在生活陷于完全绝望中，还能充满勇气和信心始终坚持工作，他的动力来源何在。”
在书中，沈从文将这种“动力来源”概括为两个部分——“大书”和“小书”。“大书”是指他的生活见闻，“小书”是指各类实体书籍报刊。这两本“书”，从方方便便影响着他，塑造着他，一直贯穿他整个的人生。
一、读一本“大书”：在湘西生活中陶冶情操，激发想象，体察哲理①自然山水人是自然之子，总能在山川自然中放逐心情，体察哲理。而文人对此更是敏感又钟情，自古以来山水自然就是诗人学者创作的不竭源泉。谢脁登三山，描绘了“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的绝美画卷；陶渊明隐于山水田园，写下了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雅句；李白路过庐山瀑布，唱出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壮美诗歌，而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的山水天色，竹林果园，总是如水般流淌出来，盈润着读者的心灵。
如他在《黄昏》里写云：
“日头将落下那一片天空，还剩下有无数云彩，这些云彩阻拦了日头，却为日头的光烘出炫目美丽的颜色。远一点，有一些云彩镶了金边、白边、玛瑙边、淡紫边，如都市中妇人的衣缘，精致而又华丽。云彩无色不备，在空中以一种魔术师的手法，不断的在流动变化。”
描写贴切而富有动感，语言如诗如画，给人一种如临其境的感觉。而这种写景的笔力说起来还要归功于沈从文自小逃学的经历。
沈从文六岁读私塾，七岁就学会了逃学。逃学的目的是为了亲近自然，到果园玩，去水里游泳，到田间听蛐蛐唱歌……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在撩拨着他的好奇与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对自然的倾醉，使得“逃学”贯穿了他的整个学生生涯，也恰恰是因为逃学，使得他在自然中获得了书本上不能给予的心智启发。
流动的沅水带动他的情感流动，给他美的启迪。沈从文自己说：“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而家乡的峰峦，天边的云色，山野的虫鸣和翠竹，又带给他色彩的感染和无尽的想象。这些见闻后来都成为他取之不竭的创作素材。
湘西风光
沈从文在《边城》中介绍翠翠时说：“自然长养且教育着她。”实际上他本人便是在自然的教化中长大的。后来，步入行伍生涯，随军队辗转辰州、怀化、常德等地，又在途中遇见茶峒、碧溪、翠竹、沙沮，这些景物被他一股脑儿搬进了《边城》，成就了《边城》的“自然美”。
②乡土风情一个作家的创作总是难以离开养育他的那片水土，和那片土地上发生的人和事。萧红立足故土，写下《呼兰河传》，路遥守着陕北创作出《平凡的世界》，汪曾祺的《受戒》和《大淖记事》都诞生在微山湖那一片背景上。而沈从文则是凭借着一系列“湘西题材”的作品在文坛立住脚跟，他也写都市批判，但总没有写湘西的好，这是因为湘西是他的“根”。
沈从文的小说中，《月下小景》、《龙朱》揭示的是苗族的神秘色彩；《柏子》、《菜园》、《阿黑小史》、《边城》等，描述的是普通湘西人的日常生活；《顾问官》、《九妹与玫瑰》写的是身边的亲朋。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市井风情描写，也是沈从文根据逃学和行军途中的见闻塑造出来的。
他在《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中说，上学路上：
“我可看到针铺门前永远必有一个老人戴了极大的眼镜，低下头来在那里磨针。又可看到一个伞铺，大门敞开，作伞时十几个学徒一起工作，尽人欣赏。又有皮靴店，大胖子皮匠天热时总腆出一个大而黑的肚皮，用夹板上鞋……我就欢喜看那些东西，一面看一面明白了许多事情。”
看皮匠、铁匠、染坊、豆腐坊、屠户怎样工作，在儿时是出于儿童的猎奇心，成年之后这些见闻全成了作品中的市井风情，而这些工匠也成了不同作品中的主角或配角。
湘西人文
《边城》中翠翠的原型，则是他随行伍行军到泸溪县时，遇到的一个绒线铺女孩。这一点他写在了《湘行书简》里：“那女孩名叫“小翠”，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小女孩印象而来。”社会见闻里的市井风情，各式人物，共同构成了沈从文作品中的“人性美”。
③政治变革1902年到1922年这二十年，是新旧中国的交替变革期。这期间起义、革命、军阀混战此起彼伏，百姓受动乱的影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湘西虽地理位置偏僻，也未能逃开动乱。沈从文经历了这些动乱，后来也一一写在了回忆录里。
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除了写逃学之外，写的最多的就是看杀人。他从小就目睹流血的惨状：
“若从杀人处走过，昨天杀的人还不收尸，一定已被野狗把尸首咋碎或拖到小溪中去了，就走过去看看那个糜碎了的尸体，或拾起一块小小石头，在那个污秽的头颅上敲打一下，或用一木棍去戳戳，看看会动不动。”
后来，凤凰起义时鲜血横流、尸体堆积如山的惨状，因革命、动乱而分支离散的家庭，行伍生涯中的流血见闻，无不刺激着他的心灵。可见，沈从文印象中的湘西并不是一片“净土”，这里也有杀伐和动乱，也有流血和死亡。但沈从文却孜孜不倦的在作品里搭建纯粹美好的“精神乌托邦”，比如《边城》中的茶峒。
这是因为，沈从文伤感于革命的不彻底性，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杀伐痛心不已，他怀念农业文明时湘西的宁静平和，怀念连妓女都能做到真挚纯粹的时代。
沈从文从小见惯了杀戮，一生“厌恶权利的滥用”，一生不理政治。在创作上，认为文学不该以政治的走向为风向标，坚持回归人性美好、社会平和的湘西题材作品创作。不幸的是，他后来还是被戴上“粉红色作家”的帽子，不得不停止文学创作，转而去研究传统服饰。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讲，这又是一种幸运，因为他开辟了传统服饰研究这个新领域，写下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更是成为这一领域的国宝级文献。
二、读无数“小书”：在不断的知识汲取中实现精神的升华湘西的自然山水和风土人情赋予了沈从文成为一个作家的敏感和灵性。而印满了字的“小书”后来却成为了沈从文自我摆渡的双桨，他在古典文化和历史知识的长河中获得精神的沉淀与升华，又因为接受到新文化思想的启蒙，离开湘西，去追寻未来。
①古典文化的熏陶沈从文在保靖做司书时认识的一个主任，是他的“贵人”。主任夸他字好，给他安排了一份抄录工作。这份鼓励使沈从文安分下来临贴，有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这不仅让他受到了书法艺术和碑帖风骨的滋养，还大大培养了他的耐力。
对此，他自己曾说：“各种生活营养到我这个魂灵，使它触着任何一方面时皆若有一闪光焰。到后来我能在桌边一坐下来就是八个钟头，把我生活中所知道所想到的事情写出，不明白什么叫作疲倦，这分耐力与习惯，都出于我那作书记的命运。”
之后，再回到湘西，在“湘西王”陈渠珍身边做书记。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转机。在这份工作中，沈从文得以大量的接触到古籍、古画、铜器、古瓷，以及一大批碑帖。在与这批文物的密切相处中，沈从文得以对全历史各时代的文化艺术光辉有了一个普遍的认识，这种认识升华了他的精神境界。
他说：“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古典文化的熏陶使他的精神活动发生巨大的变化，他首先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求生欲，走哪都喜欢拿着本书看，其次，情感和思维也变得活跃而游移，这奠定了他成为一个作家的情感基础。
②新文化的启迪在古典文化的熏陶下，沈从文具备了在湘西当地成为一个文化人的条件。而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赋予了他成为一名现代作家的可能性。
随着陈渠珍在保靖设立报馆，沈从文被调到报馆工作。在报馆，他认识了一位深受新文化思想熏陶的印刷工人，在这位印刷工人的帮助下，他接触到了新的思想光辉，并从新书、新报中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个“新世界”吸引着他，最终使他决定离开湘西，去探寻更大的世界。
他下定了决心：“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
新文化的熏陶感染，使他踏上了新的人生道路。为他成为一名用白话文写作的近代作家提供了最后一种可能，奠定了他成为一名作家的思想基础。
结语：写作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作家的生活经历必然是其创作的不竭源泉，但仅有生活经历是不够的，一位作家还必须有丰厚的文化修养和想象力，才能对生活经历进行塑造，使其服务于文学创作。沈从文正是因为同时具备了“大书”的知识和“小书”的知识，才有了不竭的创作源泉。
